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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原本的穷酸士子在获得权利之后，立刻便把权利变现成了实惠，他们开始官官相护，将自己买下的私田通过贿赂当地的地方官变成了官职田，从此之后便也不交税了，并且原本说是三代而终，可到了后来，法令渐渐松弛，有些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了，可却依旧把土地算作是官田，地方政府也毫无作为，任由糜烂。

    根据范仲淹和富弼的统计，从大宋开国以来直到现在总共八十三的时间，农业税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降了三成，当这个数字被公布出来的时候，范仲淹和富弼都被吓得抖了好几下，要不是有商业税支撑着，宋朝早就完蛋了。

    更加严峻的问题是，开国至今才只有短短的八十三年而已，土地便已经被这些新兴的士大夫阶级吞食了接近百分之三十的数量，甚至还不止，毕竟全国刚一统时还有许多土地荒废，若是算上后来开垦的荒地，那士大夫在这八十三年的时间里，差不多吞了四成，甚至五成左右的土地，这简直就是把整个国家的财富给吃光了。

    为此，范仲淹和富弼便决定颁布新的官田法，并且颁布整治旧有官田法的官职田厘清法，以此来将各地混乱的官田处理干净，将土地的税收重新上缴于朝廷，以养中央之财政，这便是此法为何颁布的原因。

    可以想象，当这道法令刊行天下之后，士大夫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简直是比杀了他们还让他们难受，所以从法令颁布的那一天起，居住在汴京的士大夫们便开始上书朝廷要废除此法，并言道士大夫乃是国家干城，朝廷如此作为，是在离间皇室与大臣之间的关系，此番话无疑是非常重的了，要不是韩琦立刻与皇城司的将军一起带兵进汴京将抗议镇压了下来，指不定这次新政还没开始，就彻底报废了呢。

    可即便是弹压了下来，此时的汴京也已经是风声鹤唳了，尤其是范仲淹和富弼两个人，他们是这次新政的主导者，自然受到了无数的攻讦，骂什么的都有，这些文人，平时风花雪月的词写得有多美，现在骂人的话就有多么的难听，每天上书罢官的人更是能够把桌案给淹没，除此之外，太学、私学的游行那更是排满了边境街道的档期，这些年轻的士子们拿着横幅就上街抗议朝廷的不当举动，一副范仲淹和富弼就是国之蛀虫的模样，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这还没完，范仲淹和富弼两人都是直脾气，对于学生的抗议，百官的罢官，士族的上书全部视而不见，带着自己的学生，亲信便直接冲进了每一个州郡，越过当地的县令，直接跟当地的吏员接触，一个个的核实起官职田来，原封不动的按照既定的法律，该拿的拿，该取消的取消，该受罚的就受罚，一丝情面也不讲，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重新纳入农业税的土地多大四万公顷之多，而这边境周边郡县所找到的土地而已。

    不得不说，范仲淹和富弼的强悍作风让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可也正因为他的步伐太快，让许多的士族们压根就没有从心理上准备好接受改革的阵痛，范仲淹和富弼虽然短时间内收回了大量的土地，可士族们对于新政的反感便也积累了下来，慢慢的酝酿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直到一个机会的出现，便会在整个大宋朝堂之上掀起巨大的波澜。

    可此时的范仲淹和富弼却是根本不管这些记恨之人的心情，等把周边郡县处理完了之后，便把支持新政的官员派往各个州郡去执行新法，而自己则是回到了汴京鼓捣起了新的法令，并在一个月之后，颁布了官员考评法，将原本不成文的考评方法全部记录在册，由吏部与尚书台一起来联合考评各地方官员的政绩。

    并且考评时间也从三年一考变成一年两考，考核门类也从治理地方细化到了十几个大的门类，比如人口增加多少才算合格，土地垦荒多少称得上优秀，相比起原先来说，绝对要繁杂很多，此法一出，顿时也让地方官员们痛苦不堪，其中也包括徐清本人，面对着考核官那永远也问不尽的问题，徐清真的很容易想睡觉，不过这一道法令倒也还好，并不算太过于让官员接受不了，在习惯了之后，徐清也相信，这道法令应该是可以贯彻执行的。

    只是范仲淹等人的重点对象显然不止是朝廷上的衮衮诸公和遍布天下的各大士族，除了这些读书人之外，剩下的一伙人也是这群庆历新政的臣子们想要对付的对象，他们呢，有一个十分统一的名字，叫做皇亲国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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